【中国礼品网讯】日前，中央首次晒出的“红包”整治清单引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公开的30余个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中看到，仅有5个地方晒出了“红包”金额，其余地方只是晒出了上交人数，违规细节鲜有提及，而在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收官后的国庆期间，各种变相送红包的行为依然大行其道。
金融能源等部门“中枪”最多
梳理教育实践整改成绩单，从被通报的部门来看，金融、医疗、能源等监管部门，以及部分地方领导班子人员频频涉事，“实权”部门及“实权”岗位成为红包腐败的高发区。
从金额看，各地平均上交的“红包”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浙江省，7000余人上交“红包”3300万元，人均近5000元；天津市披露的数据表明，370人上交10万余元“红包”，人均不到300元；西藏人均达9000元。
“没有权力的人不会收到红包，红包首先是对权力的靠近和腐蚀。”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辛鸣认为，长期以来，这种官场潜规则一度登堂入室，领“红包”办事成了“明规则”。
“掌握审批权、有权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部门，往往有收受红包和购物卡的腐败风险，一些人把收送红包当做人情‘润滑剂’，结果是搞坏了党风，形成不良风气和社会文化，形成极其恶劣的社会毒瘤。”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
违纪案例一大堆，“红包”依旧热销
被通报的红包案例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保护费型”
2013年初，广东鹤山市委常委梁某带领鹤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卢某等12名市直机关单位干部，接受某房地产开发商的宴请，并各收受1万元红包。
“蛀虫型”
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间，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以“会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实际将公款用于购买购物卡和接待等。
“借机敛财型”
天津下属某郊县干部杨某借女儿结婚之机，收受同事朋友礼金8.9万元。
据了解，除了上述通报的案例，近来在反腐高压下，“红包”新伎俩层出不穷，包括‘微信红包’在内，一些新的腐败载体隐蔽性更强，已经成为新焦点，而记者国庆期间在北京各大商场的门口仍看到，不时有人向顾客收购各种礼品卡获利，他们的目标客户通常是一些官员家属和国企员工。
收红包性质等同受贿，却未入刑
整治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各地情况的差异和一些不足，记者在目前公开的30余个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中看到，仅有5个地方晒出了上交“红包”的金额，其余地方只是晒出了上交人数，违规细节鲜有提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一些地方在反腐信息公布上遮遮掩掩，中央层面可及时跟进政策要求，将“红包”治理常态化，在强化干部“不敢腐”观念的同时，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此外，不少专家认为，将收受“红包”入刑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收红包就是受贿，送红包就是行贿，尤其是一些企事业单位，更加应该明确。”任建明说。他建议，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进一步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范畴，“要从根本上遏制‘办事就要给人好处’的风气改变部门、岗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任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