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品网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表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小学教材内容的讨论，事实上，基础教育教材的改革与变化不是孤立与单一的，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的教材发展改革路径，与各个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交织，清晰地显示着中国教育的重塑之路。
初期教材：着重基本知识
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之后，教育也就被打上了新民主主义的烙印，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部临时宪法中，教育的角色被清晰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教育方针既定，教材编写工作也就随即展开。1949年12月，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和教师编审中小学教材，同年东北开始以苏联十年制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中小学教材；1950年3月，教育部、出版总署联合发出《一九五零年秋季中小学教科书表》，以解决各地中小学教科书版本不一，供应紊乱等问题，教育部、出版总署并就教科书减低和统一售价及供应办法作出决定。
在这之前，叶圣陶等教材编写者在1949年秋以陕甘宁边区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重新修订了临时的语文课本，这也成为新中国第一套临时的语文课本，叶圣陶了提出将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
根据1950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语文教育的目的为教育儿童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备社交能力和写作能力，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同时承担了编写国家统一教材的任务，并在1951年出版了第一套以老解放区教材为蓝本的中学语文课本。
新中国成立早期的语文课本政治气息强烈，涉及党史和革命领袖的作品很多，比如小学语文课本中包括《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等，中学课本一些课文如《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冀中的地道斗争》等，而且此时的语文教材中外国作品首选苏联，例如斯大林的《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等。
当时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公德也被看重，“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也被写进基础教育教材的课本中。
截至1957年，我国共颁布了全国通用的小学教材五套，中学教材七套，这些教材都很注重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材体系。
但在这之后，“反右”斗争扩大化，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随之走向了误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全国各地开展了“教育革命”，结果留下了相当深刻的教训。
文革：教材编写遭受挫折
1960年10月，教育部开始集中精力编写十年制的教材，并成立了中小学教材编审领导小组。人民教育出版社改编了第三套全国通用教材，并且在1961年出版。
1963年教育部组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共30人，开始编写中学六个年级的政治课教材。10月份出版了《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简史》、《政治常识》、《经济常识》、《中国革命和建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等课本初稿，并在北京市女三中各年级试教，之后于1964年对这套教材进行修改，并且1965年完成了全部的修改工作。
然而，这部教材还没正式出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结束，这段时间社会主义教育遭受了严重挫折，全国的教育事业几乎陷入了瘫痪状态，在这段时间，教材主要按照“八字宪法”（土、肥、保、水、种、密、管、工）编写教材。
十年动乱期间出版的教材，体系混乱，基础知识严重削弱，大部分教材内容牵强附会，穿靴戴帽现象严重，文科教材中也插入了大量错误的内容。
教材编写迎合时代不断创新
1977年，教育部组织起草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并组织各学科的专家以及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共200多人，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小组”，集中精力编写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
1978年国家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了要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的战略决策，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上，从1978年9月开始，全国十年制的中学开始使用统编的教材，这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教材混乱不堪的局面，这套统编十年制教材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教材中的许多谬误，对恢复中小学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教材的改革在“一纲多本”和“多纲多本”的方针下，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地纷纷自编教材，探索了不同的改革途径和模式，促进了教材的多样化和灵活化。
1978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这个大纲的颁布结束了中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的无纲可循的局面。
根据大纲编写的全国通用的初中语文教材1982年经过修订后在全国中学开始使用，这套教材沿用了1963年的做法，在选文标准、编排体系、培养能力等方面适应了当时形势的要求，教材的编排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编排的顺序兼顾文章的深浅和时间的先后，按照文章的体裁组成几个单元，古文放在末尾，编选的文章也力求文质兼美，采用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比如老舍《济南的冬天》、朱自清的《背影》、刘禹锡的《陋室铭》、周敦颐的《爱莲说》等。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经济上的大变革，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邓小平更是明确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获得通过，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继续强调教育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决定改革统一的教材制度，在统一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实行教材的多样化，在教材编写方面，实行教材的编审分开制度，并于1986年9月正式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这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制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
随后，国家教委开始着手组织义务教育教材的编写，1991年根据《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24个学科的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九年义务教育“五四制”和“六三制”两套教材，这套教材与以往的教材相比作了较大的改革，该教材于1992年经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1993年秋季开始投入使用。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编写“五四制”教材一套、广东一套、四川一套、八院校一套、上海、浙江各一套、河北编写农村复式教材（俗称半套），这“八套半”教材除八院校教材夭折外，其他各套教材于1993年秋季起同正式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配套，在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使用，适应了全国不同地区的需要。
教材改革并未就此停住脚步，199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的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99年以后的教材改革，充分体现了自主性，不单纯采用由国家布置任务，对有关部门委托的形式，而是采取委托布置和招标投标结合的办法，引入了教材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教材改革走向持续高效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