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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清朝官员间是如何送礼的?

  • 中国礼品网 2013-11-01 03:54 责任编辑:孙亦宁
  •   导读:大清朝的送礼可是有规矩的,光外地官员进京仅常规项目就有冰敬、炭敬、别敬、团拜等。更别提分等级进贡了,京官收这么多礼,外官这如流水一般进贡的银子又是怎么来的呢?
  •   【中国礼品网讯】大清朝的送可是有规矩的,光外地官员进京仅常规项目就有冰敬、炭敬、别敬、团拜等。更别提分等级进贡了,京官收这么多礼,外官这如流水一般进贡的银子又是怎么来的呢?


      大清的官场是极富“人情味”的,身处其中的每位大人,都有多得应酬不过来的“师长”、朋友。对平头百姓而言,他乡逢故知,乃人生一大快事,然而,对清代的官大人们来说,每遇逢年过节或是“跑部进京”,走访一番师长朋友,恐怕倒是一件苦不堪言,郁闷不已的差使,虽然脸上一定要强颜欢笑,肚里却没法儿不满腹苦水又无处倾泻。


      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外地官员进京主要做些什么。


      光绪年间曾任吏部主事(相当于中组部或人事部的处长)的何刚德,在他的回忆录性质笔记《春明梦录》中对晚清官场情状秉笔直书,做了大量一手记录。


      外官(地方官)的荣辱浮沉,都掌握在京官手里,因此,外官不得不跟京官搞好关系。外官在京城的交往圈,主要由三种关系构成:第一是“座师”,也就是在考秀才、举人、进士时录取自己的考官。乾隆之后科举考试的考官一律由翰林出身的京官出任,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外官来说,恩师多年为官可能已经位居要津了,所以师生关系是官场提拔、推荐的指望。第二种关系是“同年”或同乡。同乡不需特别解释,“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时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上的人,意思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获“举”的哥们。每科新录取的举人,都要一起暴撮一顿“鹿鸣宴”,而新登第的进士,则享受“琼林宴”,这可都是财政公款掏钱请客的,大家一起吃了这顿饭,就算是一辈子的哥们了,“同年”是官场上最“铁”的关系,科甲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第三种关系,是外官所任职省份的京官,清代地方官不许在籍贯所在的本省任职,只许到外省为官,所以,那些从自己任职省份出来的京官也得打点好,他们通过官场上同乡、同年关系对家乡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外官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都要给交往圈送一遍礼,送礼的名目繁多,仅常规项目就有冰敬、炭敬、别敬、团拜等。


      “冰敬”意思是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意思是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是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此外,逢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另有“水礼”,同乡、同年还有“团拜”名目,大概意思就是每年新春“团体拜年”。


      冰敬、炭敬、别敬馈赠的范围不同,“技术含量”也相当高。


      根据何刚德记载,道咸以前,外官馈赠京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三节水礼,出京别敬等等礼数是齐备的。但同光以来,冰敬则惟军机大臣有之,大概因为那时候没冰箱,夏天冰比较贵,其余的只有炭敬。炭敬数目自八两起,最多一般是三百两。军机大臣按例为三百两,其余按官阶大小、奉托重轻、交情厚薄多少不等。后来则渐渐只论官阶不论交情了。


      “炭敬”比较正式,都要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面装上银票。信封上不直接写礼金数目,而是要变着法儿的拐弯兜圈子把数目暗示出来,技术含量就体现这里——


      信封上写“谜语”这个送礼模式是固定的,但是谜语本身并不固定,而是送礼者自出机杼,各炫其技,万一收礼者猜谜水平不高,就会闹出笑话。


      “涛贝勒”载涛是醇亲王奕譞的七子,光绪皇帝的亲弟弟,光绪末叶权势熏天,执掌兵权。此人爱好京剧,而且是个一等一的票友,据说擅长猴戏,能饰演孙悟空,于诗书上却“未尝讲求”。一次,有客造访,晤谈之后,给涛贝勒桌上留下纸袋一个,上写“千佛名经一部”,里面看上去厚厚的一大摞。涛贝勒没有打开看也没收起来,及至别的客人来访,竟把那个纸袋拿起来招摇,说:“今天有人送我佛经一部”,然后打开一看,蓦然发现里面并无佛经,而是银票一千两!传为一时笑柄。


      别敬则不那么正式,数量较小,而且往往直接送现银。地方大员到京,除朝贵外,同乡同年,及服官省份之京官,都要遍送,通常不过十两而已,最低的竟有六两的。虽然价不高,但是由于要打点的人数甚多,外官也普遍感到不堪重负。


      《道咸以来宦海见闻录》作者张集馨翰林出身,道咸间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后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至同治四年六十六岁时被劾革职,可谓尽阅官场百态。张集馨在书中自叙,他多次外任大吏,每次“出京留别”(送别敬),都花钱甚多。任陕西粮道出京前留别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留别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留别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留别一万二三千两。为了应付如此开销,张集馨甚至需要借债送礼。


      即便对大清有再造之功的曾国藩,也免不了给人送礼。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说到他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


      京官为什么要收如此名目繁多的礼呢?


      显见的直接原因是官员的正式俸禄甚低。清代最高级别官员——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大约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俸禄为春秋两季发放,每季俸银180两。全年平均,相当于月薪30两,折合人民币6000-8000元的样子。递减至七品翰林院编修,每季只有45两。六部的主事(约相当于现在中央机关的处级干部)则更低。如此低的正俸应付日常生活开销都捉襟见肘,更遑论官场上的应酬了,不收礼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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